在考古学引入中国以前，历史上最权威的商代记录，是司马迁的《史记·殷本纪》。看到这个名字，你也许会立刻有疑问，商、殷、殷商到底是啥关系？为什么我们叫商朝，而司马迁叫殷朝？

不要以为这是个无聊的问题。研究殷商历史的唐际根说，他的北大老师刘旭去世前，专门打电话咨询这个问题。唐际根花了一年时间研究，得出的结论是“商”为国号，本意为石磬发出的高雅声音。周人灭商以后，从成王时开始称其为“殷”，大概有蔑视之意。司马迁不知其中蹊跷，延续了周人称呼。

其实不仅司马迁称殷，你看看《论语》就会知道，作为商王室后裔的孔子，也是多称“殷人”“殷礼”，从没有说过“商”。

许宏的看法不太一样，他说一般认为“商”源于地名，晚商用以自称殷墟及其周边，叫“大邑商”或“天邑商”，至于早商叫什么，目前不知道。这与唐际根强调商人一直以“商”为国号明显不同。许宏还介绍说，日本学界多沿用司马迁《史记》称“殷”，而中国学界多遵从甲骨文称“商”，有时候也合称殷商。

商是儒家传说中的上古三代之一。两千多年来，包括司马迁在内的历史学家，都只闻其声而不见其物。直到1899年，北方大闹义和团时，王懿荣发现甲骨文，才将商代遗物引入学界眼帘。

早期研究甲骨文的学者中，以王国维成就最大。1917年，王国维发表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》，利用甲骨文证实了《史记·殷本纪》的商朝记载，并订正了一些错误。从那个时候起，对商代的学术研究才走入正轨。

屈指算来，学术界对于商代历史的研究，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，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，比如商代都城、宫室建筑、神灵观念、祭祀礼仪、丧葬礼制、社会结构、手工生产、衣食住行等。南方科技大学唐际根团队，还根据考古挖掘和文物研究，复原出了一幅商代王后妇好图像。

不过，一百多年来，真正牵动人心的问题只有两个。一个是商朝王族的来源，一个是商朝王族的人种。

殷商是上古承夏启周的一代，确定殷商来源有助于理清夏周来源。不过，先秦文献仅仅提到商汤始居亳，而没有具体说亳在何地，这就为后世两千年大争论埋下了伏笔。从司马迁开始，有的人认为亳在关中，有的人认为亳在河南，即使认为在河南的，也分成两派或三派。

大约从清代开始，亳在东方的说法渐渐占据上风。等到民国初年，王国维确信亳即河南商丘，而考古学界又挖掘出殷墟，“殷商起于关中说”几乎被集体抛弃，多数学者都向东方寻找殷商源头。他们的争议，主要是殷商源头到底“东”到什么程度。

不过，随着殷墟人骨的出现，“殷商源于东方说”很快便遭遇挑战。主持殷墟挖掘的李济很早就怀疑，殷墟遗骨中存在高加索人种；西方学者Carl Hentze、Herrlee G. Creel、Florance Waterbury等人，则分别从民族学和神话学角度，推断殷商王族来自东北通古斯人群。

这意味着殷商王族起源问题再起波澜，又增加了“东北说”、“西亚说”。

1954年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家Carleton S. Coon，根据殷墟考古资料判定，安阳头骨标本可能是梦蒙古种和白人种的混合。甲骨文专家李棪说，Coon后来专程到台湾观察和测量殷墟头骨，提出了更详细的判断：安阳头骨包含现代中国北方人种、蒙古人种以及两具北欧人种。

受惠于当时台湾与美国交流频繁，负责整理殷墟人骨的杨希枚，1963年专门赴美学习骨骼测量知识，并利用Smithsonian Justitution所藏人骨，对殷墟人骨进行鉴别和分类。比较的结果，让他惊喜而震惊。

根据李棪转述，杨希枚的初步结论是，安阳头骨由不同成分的人种组成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商朝王族是异族，因为这些安阳头骨几乎都出于王陵大墓外的小墓，而且生前被杀作人牲。进而言之，这些来自不同种族的人骨，应该是殷商抓来的俘虏。

1970年，杨希枚将殷墟西北岗人骨整理为系统的报告，发表于台湾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。这个报告的内容，远远超出了学界此前的认知。根据这个报告，西北岗共计出土了398具头骨，30具无法确定出土墓葬，剩余可确定的头骨中，323具来自大墓周边的小墓葬，也就是人牲或人殉。大墓中主人骨骼与陪葬者混淆，已经无法辨识哪些是殷商先王的骨骼。

杨希枚将可识别的西北岗殷墟头骨分为五组，第一组是类古典蒙古人种，如布里亚特人和楚科奇人；第二组是类海洋类黑人种，如美拉尼西亚人和巴布亚人；第三组是类高加索人种，如英美人；第四组是类爱斯基摩人种，第五组没有被明确归类，有点接近波利尼西亚人种。

以上五组头骨中，第一和第四组可合称蒙古人种，共计70具；第二组海洋黑人种共计40具，第五组50具，第三组最少，只有两具。总起来说，这些西北岗殷墟人骨，主要是类北亚蒙古和类黑人种属，兼具少量高加索人种。

杨希枚在这份报告中，特别指出所分析的头骨并非殷商王族，不能作为判断殷商王族人种的依据，但是陪葬小墓中出土如此多样的人种头骨，还是令人惊叹不已。看来，殷商是对于周边异族的交往，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。

“文革”结束以前，大陆史学界热衷讨论“五朵金花”，对殷商王族起源的争论相对冷清。不过随着改革开放开启，史学界和考古界很快恢复活力，加入到殷商王族讨论中来。考古学界热衷讨论先商起源地，历史学界更喜欢讨论殷商王族的来源。讨论的结果是，“东北说”“西北说”“东方说”争奇斗艳，百花齐放。

20世纪80年代初的考古学界，大体上分成了两大派意见。以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为代表的考古学者，仍然坚持王国维以来的看法，从偏东的商丘寻找先商都城，并且认为殷商贵族所使用的青铜重器，来自东夷系统大汶口—龙山文化—岳石文化，因此其源头必定在东方。

以北京大学邹衡为代表的另一派考古学者，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。他避开殷商青铜重器，从殷商日常使用的陶器入手，敏锐地觉察到商人使用的是绳纹灰陶，而非岳石文化的素面褐陶。因此，他说先商文化绝对不可能来自东方。

随后的考古挖掘证实，早商时期商丘地区使用的，是来自岳石文化的素面褐陶，不符合商人使用的绳纹灰陶。相反，太行山东麓中南部的一处文化遗存，目前称为下七垣文化，出土了符合殷商风格的日常陶器。这等于支持了邹衡的论断，而冲击了盛行已久的“殷商东方起源说”。

不过，问题至此并没有解决。传统文献大都支持东方说，殷商上层文化与东夷文化也确实有相通之处，仅仅依靠陶器来确定先商来源，显然还不够充分。再说，豫北冀南是南来北往之地，肯定不是殷商起源地。即使殷商在那里停留过，也得继续向其他地方追寻其更早的源头。

结果是，考古挖掘不但没有解决两千年的学术争论，反而使问题更复杂化了。它否定了 “亳即商丘说”，却又无法确定更确切的来源，让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更加困惑。好在，到了九十年代，国外分子人类学者传来好消息，他们可以通过线粒体检测，确定人类母系DNA来源了。Y染色体是父系内部传递，线粒体则是母系内部传递，分子人类学最先开始的是线粒体检测

1997年，主持殷墟挖掘的唐际根，试图借助新兴的分子人类学研究，来解决这个争论多年的难题。他与中科院、日本、加拿大学者分别合作，检测了殷墟黑河路遗址殷商家族墓地人骨的线粒体DNA。请注意，他送检的是殷商王族人骨，而不是祭祀坑的人骨，更不是杨希枚整理的西北岗人骨。西北岗殷墟人骨早就被带到台湾了。

谁知道，各方反馈回来的结果，让唐际根大吃一惊。估计，唐际根本想确定殷墟贵族是来自东方，还是北方，反馈归来的线粒体检测结果却显示，商人王族母系来自西亚高加索或西亚人种。高加索人种与西亚人种不是一个概念，咱们在这里暂且不纠缠，统一称高加索人种。

如果说，杨希枚将西北岗遗址出土的两具高加索人种头骨，定性为殷商王族的俘虏或者奴隶，还合乎情理；现在DNA检测出的殷墟贵族人骨，竟然也是来自高加索人种，就实在说不过去了。当年大邑商的高加索人种，看来不是一两个。

这不能不逼迫学界思考，难道殷商王室真的存在高加索人种血统？有的人甚至推测，殷商有没有可能是高加索人种创建的？

唐际根拒绝接受这个检测结果，因为他觉得依靠自己对出土资料的掌握，殷商王族不可能来自高加索人种。他根据殷商文化面貌和出土人物雕塑，坚信殷商王室属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。他怀疑送检的样本受到污染，不同意检测机构公开结果。

可是这样一来，问题变得更加复杂。网络兴起后，很多人指责唐际根故意封锁消息，遮盖殷商乃高加索人种所建的事实。其实，唐际根当时只是一个刚起步的年轻学者，根本没有资本封锁消息。只不过，他是送检人，没有他的同意，检测机构不能公开检测结果。

而且，即使唐际根是学术权威，想封锁也封锁不了。从事殷墟研究的不止他一个，进行DNA检测的，也不是只有一家。如果殷商王族拥有大比例高加索人种成分，没人能够掩盖事实。

最近十多年，随着分子人类学的普及，不少业余爱好者混入殷商王室人种大讨论，传来传去，就成了“白人建立商朝说”。这些网络言论没有权威依据，难以令人信服。唯一稍微严肃点的，是23魔方网站的一个基因溯源研究。

这个基因溯源研究显示，家族Y染色体标记为 C-F10036的一支大族，形成于大约 3650 年前的黄河中下游。这个家族人口发展迅速，后来分化为六个支系，并且在此前千年时间里保持稳定增长。他们根据兴起时间和地域，认为非常符合殷商王室一系。

如果殷商王室属于单倍群C-F10036，那就意味着他们属于中原古老土著，不但不是高加索人种，连东北亚人种都不是。因为，C-F10036属于C单倍群南支，东北土著携带的是C单倍群北支。

从逻辑角度来说，这种基因溯源缺乏直接证据，仍然属于可能性推测，不能作为殷商王族定论。而且，目前考古学和人骨学研究，越来越倾向于“殷商王室东北说”，与这种基因溯源推断截然不同。

原海兵、王明辉的人骨学研究显示，商代平民多为中原地区土著，商代王族则属于古东北类型，或者说以蒙古人种北亚类型为主、东亚类型为辅。在王明辉看来，这种体质特征最符合西辽河流域的远古人群。所以，他推断殷商王室应该来自东北西辽河流域。

曾雯等人对殷墟大司空遗址的人骨线粒体研究后，共发现六个单倍群，归属D、N9a、Z和B四个类群，这四个类群东亚、北亚、东北亚以及南方苗瑶族群中广泛存在，显示殷墟人群与东亚和东北亚远古人群都存在密切联系。

综合各种研究，我倾向于认为，殷商王室来自东北的可能性最大。他们很可能是顺着太行山麓进入山陕境内，后又翻越太行山进入冀南豫北，进而经由鲁西转到了豫东，联合东夷部落灭掉了夏朝。